陈新元拓荒与殉道我的文学心灵史

拓荒与殉道—我的文学心灵史

作者：陈新元

我喜欢高尔基的名言：人在本质上是个大殉道者。他说的道是信仰，而我理解为文化。人是一种文化熏陶的产物。我十六岁成为兵团无数拓荒者队伍中的一员，六十岁有了散文集《走过喀什》、纪实文学《大漠足音》《拓荒者》等著作，成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、兵团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。现在仍在笔耕不辍，文化的源泉尚未枯竭。没有在拜佛磕长头的人群里，没有在西去朝觐者的颠簸途中，在拓荒者的队伍里我成为一个大殉道者。是新疆兵团的丰厚的文化土壤滋养了我。兵团文化有看得见的：电影、广播、文艺团体、文学刊物等，也有看不见的：人与人之伦理道德情操、理想追求、“大家庭”的互相熏陶等。我讲的主要是后者。

大漠中的文学雨露我初中毕业品学兼优，却因父亲冤案株连被剥夺了升学的权利，在农一师前进二场（今第三师四十二团）当了农工。一年后，调到农场测量组当测工。“文革”狂飚突起，除了“毛选”，无书可读；除了“语录歌”，无乐可听。我们的帐篷支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缘的荒漠里，沙浪像凝固的大海。我们不但生活在大自然的沙漠里，而且精神世界一片寂莫空虚。幸亏我遇上了一位影响了我一生的好班长。班长姓孙，名祜，四川人。解放战争三年，他在国军中干了一年半，在解放军中干了一年半。我们常笑他“半个国军半个共军”。他家资颇丰，上过初中。他酷爱两样东西：《三国演义》和酒。这两样爱好深深影响了我的人生道路。那年月《三国演义》被批为“四旧”，而在荒无人烟的大漠里，班长照讲不误。他重现了四川说书人的神韵，川音抑扬顿挫，细节刻画生动，如见其人，如临其境。听得我们三个年轻人如醉如痴。他说起酒更是听者痴，说者醉。那年冬天，我们在大漠里测地形图。中午，点堆火烤热苞谷馍，吃饱往沙包坡上一躺，眯着眼享受阳光。班长卷了支莫合烟吸一口，长叹一声“有口酒喝就安逸了！”官儿小，娃儿多，哪有酒喝！环望长天大漠，老班长忘情地吟道：“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。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。”我被这精美绝伦的吟酒诗强烈震撼了：“太好了！”边说边用红柳枝把诗写在沙滩上。老班长脸笑成了核桃皮，朗声背诵《将进酒》“……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。”大漠中飘洒着看不见的雨露，我年轻的心田被播下了一颗奇怪的种子，特别喜欢听老班长背诵古诗，听他说酒。西方哲人说，文学是魔鬼的药酒。我年轻的心灵那么肥沃那么神奇，种什么长什么。魔鬼的药酒悄悄发酵了。我开始喜欢文学，自学古典文学。父亲悄悄把“文革”风暴中幸存的《唐诗三百首》交给我。可惜被喜欢李白的老鼠啃去了七八十首。我如饥似渴地读着，时常在戈壁滩上背诵诗歌给组长听。我们心拉近了，他给我掏出心里话常常使我震惊：那年团场征兵，我积极报名甚至写好与家庭“决裂”的决心书。结果被冷峻拒绝。走在荒漠里我一脸沮丧，万念俱灰。老班长却轻飘飘一句话：那些招兵的人没有打过仗，不知道打仗是要死人的。如果真的打起仗来死的都是贫下中农，活着的都是地富反坏右；招兵的人不后悔死了啊！我一愣，一下子沮丧全没啦！还是活着好！还有一次我们去团部看到造反派在练习刺杀，自制钢筋长矛一片喊杀。我浑身惊颤，老班长只是轻蔑一瞥。走到沙丘上，他边卷莫合烟边说，革命在倒退，你看他们手中的武器就知道了。大革命时农民赤卫队用大刀长矛，红军时有老套统，机关枪；抗战时有三八式迫击炮；解放战争我们交给解放军是美式武器啊！你看，他们今天又拿起长矛岂不是倒退！我一下子转不过弯子强辩说，前进倒退要看路线啊！老班长一笑说，路线是理论是脑袋瓜子里的东西，你要看他的手在干什么。路线？你看，红军的手对国民党的士兵不侮辱人格不搜腰包，伤兵还给救治。现在，他们的手在干啥？给人戴高帽子游街，拳打脚踢，八叉都画到脸上啦！不是倒退？老班长把人的良知搀和到魔鬼的药酒中，我浑然不觉走上了文学那条被看作“异己”的路。奇怪，荒原中处处有“魔鬼的药酒”！我遇到一位资本家出身的上海青年，外号“顾大个子”，英俊潇洒，根本没有出身不好“夹着尾巴做人”的假象，说话风趣幽默。他在上海报名时，慷慨陈词：“不吃定息吃新疆包谷馕，好儿男志在四方”。招兵工作组被他高大英俊雄辩滔滔感动了，立即决定批准他进疆，但先留在工作组帮助做动员工作。他说“我动员的出身不好的进疆青年可以拉好几个火车皮！”为此，他到了团场光荣地被批准当了推土机手。那时拖拉机手要查祖宗三代贫下中农。在荒原上修渠工地，每逢他上夜班我就跟着去。在余温未消的沙滩上，在繁星密布的夜空下，他讲莫泊桑的《羊脂球》，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，甚至讲一段大仲马的《基督山伯爵》中艾德蒙·邓提斯掉包越狱的故事。这些故事深深震撼了我，我第一次感觉到西方不仅有“万恶的资本家”而且有和我们一样的有气节有感情有良知的人！非常奇怪，在远离“革命洪流”的大漠拓荒者人群中，我睁开了第三只眼对社会看得越来越清晰了。“自流人员”悄悄告诉我饿死人的真相；挑担送水的“劳改犯”低声说，抗战主要是国民党军打的，少将以上战死二百多个；子弟兵老战士说到“肃反”黯然伤神；我的心一次次震动颤抖······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我如饥似渴跑到喀什新华书店把顾大个子讲过的那些书全部买来，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啃起来。而且，我也变得喜欢给别人讲故事，无意识地泼洒“魔鬼的药酒”。

我与维吾尔文化新疆的汉族文化人如果不了解维吾尔文化，不是完整的高水平的文化人。写新疆的文学作品如果仅仅反映这里的汉族生活，没有多民族文化因素，无论如何是个缺憾。我出生在伽师县，从小在部队，兵团长大。与维吾尔人的接触是间接的肤浅的。年冬，自治区革委会决定把图木舒克垦区划归兵团农三师，包括原属农垦厅的巴楚总场和两个人民公社。我被抽调到工宣队，与维吾尔人生活了一年，近距离接触了维吾尔文化。我遇到了一位刚从中央民族学院维语系毕业分配到兵团接受“再教育”的汉族青年，拜他为师，刻苦学维文。我口语基础好，学文字很快。一年时间我学完了大学维语系一年半的教程。仅仅在维吾尔文化的大海边掬了一捧水，就是我兴奋了迷醉了。这个民族的形象思维非常发达，酷爱富于想象力的浪漫的诗歌哲言，具有活泼快乐热情直爽的天性。比如成语翻译：“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”，译为“趁你牙齿好，赶紧多吃肉”；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译为“刀子插在自己身上不觉得痛，才能插向别人”；告诫恶语谎言：“谁往天上吐痰，掉下来就会落在自己脸上”；告诫狂妄自大：“豌豆跳得再高也砸不烂铜锅”等等。我常常与维吾尔干部坐马车聊天，他们极少讲“阶级斗争”“忆苦思甜”等，讲得最多的是阿凡提的故事，风趣幽默，生动鲜活。对“文革”的说法更有意思，那时粮食定量低，几乎没有肉油，生活贫困。维吾尔干部说，现在生活好得很，粮食吃不完都贴到墙上去了。饿了扒下来吃就行了。他说的是大字报。我收集了不少维吾尔谚语；故事；传说。其中一个：在胡杨林深处有一座“四十姑娘坟”，维语“克热克克孜麻扎”。相传古代（伊斯兰教传入前）一个北方部落侵占此地，奴役刀郎人。刀郎人奋起反抗，寡不敌众，被围困于胡杨林深处。北方部落提出献出四十个姑娘就可以网开一面，给条生路。为救刀郎部落，四十个姑娘挺身而出，来到北方部落首领大帐前。刀郎部落立即突围而走。四十个姑娘拔出暗藏利刃从容自刎。北方部落首领惊骇万分，下令不可追杀，刀郎人不可战胜。遂退出图木舒克。千百年来，刀郎人代代相传“四十姑娘坟”的故事，子子孙孙祭奠“四十姑娘坟”，从未间断。今天，“四十姑娘坟”已成为旅游景点。这里的人们讲到这个故事都会自豪地说，我们是刀郎人的后代。从图木舒克工宣队会四十二团后，我因为会维文被调到团部中学当初中班主任，兼教高中维语课。班里有一位维吾尔女学生吐莎汗，汉语流利，温和听话。有一次初冬种树挖坑，被一个汉族女同学坎土曼砍伤头部。我医院包扎。医生说幸亏她头上有铁发卡，没有危险，观察一两天就可以出院了。我一夜未眠，想着怎么去她家里解释这件事。如果这事往“民族问题”上一扯那就麻烦多了。班主任必须承担一切责任。我想了一肚子自责的话。没有想到第二天去了她家这些话一句也没有用上，倒是她父亲阿里木江深深感动了我。原来，我当了这个班主任后，吐莎汗回家告诉了父亲。农场人长期生活在“大家庭”，互相知根知底。阿里木江很快知道我是“李班长的儿子”。我母亲从解放初就是部队被服厂的裁缝，在团商店缝纫班人称“李班长”。母亲为人善良，有口皆碑。对孩子多，家庭困难的职工不论汉族维族，想尽办法补衣服，不要钱或者尽可能少要钱。我进了吐莎汗家一见阿里木江，他说，我们的衣服是李班长做的，补丁是李班长补的；我们几个孩子哪个身上没有李班长的尺子针线？我们不会给李班长的儿子找麻烦。再说那个汉族女同学也不是故意的······在我的记忆里，这是第一次被维吾尔兄弟感动得流了热泪。我把这种感情融入了散文，我把维吾尔文化的形象思维融入写作。有的年轻人看了《走过喀什》《拓荒者》，问我写作秘诀。我说你写东西时记住，把政治还给政治家，把哲学还给哲学家，文学是人学；你就写人的感情或者说带着深厚的感情写人，就算入门了，没有“秘诀”。要说有，那只能是真善美！感情是不能用来讨巧的，那是长期积累深入体验的结果，《文心雕龙》里专门讲了“情采”。

余秋雨和陆天明年兵团恢复后，我到农三师宣传处工作。先是新闻干事，后是副处长，文联主席。我自学了高中文科学业，考上新疆电大中文系，取得了毕业证。师机关的文化氛围很浓，有专业文工团。师部常举办歌咏比赛，社火灯会等。因为工作关系，我接待了一个个文化大师。年金秋，著名文化大师余秋雨到喀什游览。短短两天，获益非浅。余教授为人谦和，学识渊博。他第一次到喀什一切都新鲜，总是刨根问底，凝神深思。在香妃墓，讲了香妃故事后，他问琉璃砖上的花纹象征什磨，为什么崇拜新月；在大巴扎，他问维吾尔“古丽”为什么描眉，男女花帽花纹有啥不同，当我把一句句维语翻译给他听时，他眼神很欣赏还有点好奇。他委婉地问，喀什除了“三个麻扎一个巴扎”还有什么？我立刻领他到沙俄，英国领事馆原址，清代徕宁城遗址。在残破的城门洞前，我讲了湖南士兵黄定湘为保卫这座西域名城英勇牺牲的故事，讲了后人为纪念他在南疆多处修建了“方神庙”。也许我讲得太投入太激动，他只是对我频频点头什磨也没说。在飞机场送别时，余教授郑重叮嘱说，两天时间你讲的所有故事都很有价值，你把你讲的喀什民俗，历史，风土人情等原汁原味写出来，就是一本很好的散文集。就叫《西域第一城》吧。大师的鼓励对我击一重锤！我常常白天忙着工作，夜里伏案疾书。我学过维文，维语基本流畅。我的两任直接领导都是精通汉文化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，他们对我了解维吾尔人的习俗历史文化给了很多帮助。后来，我的散文集《走过喀什》出版。兵团著名的老评论家孟丁山写了序言，给予高度评价。现在网上，这些文章点击率仍然较高。

接着是著名作家陆天明到喀什采风。我给陆老师当导游。香妃墓，大巴扎，艾提尕大清真寺，转悠一天。接着去麦盖提垦区和小海子垦区。我读过陆老师的作品《泥日》《桑那高地的太阳》等，很钦佩他的才学。在我读过的所有写新疆兵团题材的作品中，他的作品最深刻最准确也最耐读。他是上海支边青年，曾在农七师工作十二年，熟悉新疆兵团生活。第一次来喀什，正好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热播他的大作《苍天在上》。中国老百姓对腐败深恶痛绝，这部电视片为民鼓与呼，深受欢迎。从喀什市、麦盖提垦区到小海子垦区，只要我一开口介绍这位是著名作家、《苍天在上》的编剧陆天明老师，立即有许多素不相识的人目光惊喜抢上一步伸出热情的手。他十分谦和地与团领导、支边青年、老职工还有招待所服务员握手，毫无骄矜之色。他像海绵吸水一样不知疲倦地倾听各种人的倾诉，记录一个个故事。特别是在一千多公里的三天路途中，车上除了司机就我们俩。一路上我滔滔不绝讲述亲身经历，他问什么我讲什么，毫无顾忌，漫无边际。文革、动乱、支边青年、兵团农场各色人等，讲的全是我的故事和心理感受。讲到我年轻时多么嘴馋，从上海支边青年那里第一次吃到华夫饼干牛轧糖，从北京青年那里第一次知道世上有种美味叫烤鸭；甚至讲了年轻的我如何暗恋女支边青年，结果是剃头匠的挑子一头热，总是被女青年用上海话说“拐特”（甩掉）。年轻司机听得不停地笑，而陆老师只是静听沉思，纹丝不动，偶尔一个微笑，问一两个细节。一路颠簸，毫不寂寞。在皮恰克村，我陪陆老师到几户维吾尔老乡家。我当翻译，陆老师专注地望着维吾尔老乡的表情，似乎担心他们听不懂我的维语，或者担心我的翻译不准确。看到老乡脸上的神情，陆老师十分满意了。在车上淡淡一句，你真不容易。相聚四天，我把陆老师送到阿克苏农一师文联。握别之后，再未见面。大约七八天后，我接到兵团文联一位领导电话，先是表扬农三师对陆老师的接待热情周到，接着郑重其事地问你给陆老师说了些什么？他在兵团领导出席的座谈会上“七八次提到你，说你最有可能写出深刻反映新疆兵团南疆生活的作品来”。我愣怔片刻，答一路上讲了我个人的经历，琐碎杂乱，不成文章，不能登大雅之堂。放下电话，久久呆立。这个信息强烈震撼了我！我真的“最有可能写出深刻反映南疆生活的作品来”？我的曲折坎坷的经历真的是阿里巴巴的宝藏？为什么在一起时陆老师对我一句鼓励的话都没说？

这个信息强烈激活了我久久深藏的文学灵感。仿佛一声“芝麻，开门”，我的经历的宝藏被打开了，我的处于冬眠状态的文学灵感被激活了。年我调到乌鲁木齐兵团纪委。一年后，我主动要求调到兵团史志办。有朋友提醒我“纪委进步快，史志办太冷僻”，我说我这一辈子人生经验是：不凑热闹，善走冷门；我是来自拓荒者队伍中的殉道者。到了兵团机关，我离兵团著名的文学杂志《绿洲》近了。我写个人经历的纪实文学《我的连队》、《我的班长》等，相继成稿。《绿洲》杂志主编钱明辉慧眼独具，发一篇又一篇，发一稿鼓励一番：“大胆写；想怎么写就怎么写！”不愁歌者苦，但伤知音稀。我最看重的也是我年轻时血与火的经历《我的一九六九》，没有一家刊物能予发表。我决定出一部纪实文学《大漠足音》，把那些刊物不宜发表的作品收进去。新疆大学出版社领导、清史专家周轩，富有经验的年轻编辑赵星华，为《大漠足音》倾注了宝贵心血，许多涉及“敏感问题”的精彩情节，由于他们的智慧和努力才得以保留。《大漠足音》出版后引起的各种反响出乎我的意料。著名诗人李东海写了热情洋溢的评论；石河子大学文联刘主席说，你的书反映的兵团南疆农场基层生活最真实最生动；书中涉及的许多人纷纷来信来电话，谈感想，诉衷情，热情鼓励；《我的班长》孙祜的女儿说，我们边读边掉泪，你对我父亲的了解超过了我们！喀什作家马树康，把《我的一九六九》的史料部分编入《喀什文史资料》。一位年参军学生、离休时任副地级的老干部电话中说，这是我看到的写喀什地区“文革”最真实最深刻的一本书。《我的一九六九》中，他在邻近木华里的一个公社当书记。一位北京青年打来电话使我愣愣地站了半晌。他说，你的书写得很好很真实，尤其是对我们北京哥儿们的同情写得很感人。但是，能不能不要在北京发行。我们回北京快三十年了，对孩子们一直说我们去新疆兵团是“为国守边、没有功劳有苦劳”，你的书中写我们“被枪杆子押送去的”“少管犯”，这确实是真实的历史，但我们对孩子们不能这么说、不想让孩子们知道我们经历的痛苦、屈辱、黑暗……这也许是“魔鬼的药酒”发散了。我震动了感动了拓荒者······

“司马迁”与《拓荒者》

兵团史志办太冷僻了。刚到这里朋友打电话问在干啥，接着问史志办是干啥的。答就是司马迁那个岗位，朋友立刻恍然大悟了。兵团历史研究把我从拓荒者变成殉道者。鲁迅称《史记》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《离骚》”。司马迁的最杰出的贡献是把历史当作人的活动来写，而人是有优点缺点的，他居然敢写刘邦年轻时的无赖行径，写韩信的胯下之辱，这些都被后世的封建皇朝否定了，而被千百年来的文学家继承发扬了。我自觉地把兵团历史看成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活动，在浩瀚的史料中把星星点点的人的情感挖掘出来。而且，我站在兵团历史的高度回望我的个人经历，就有了新的感悟：你可以一辈子不登高山，但你心中不能没有一座高山。这座高山是一种信仰，一种精神，一种追求。我穿越时空，看到陶峙岳年再次入疆任国民党警备司令，在飞机上心中默念唐边塞诗；进疆后在错综复杂的激烈矛盾中力挽狂澜选择和平起义；我把陶将军的历史选择看成是他的人生博弈，成文《生死博弈在险峰》；我在老红军老八路的回忆录中，选了王震的五个小故事：修和平渠拉石头，修十八团渠修改渠线，建设石河子路边捡到一块砖揣在皮大衣里等，写了《迅雷发叱咤，细微见精神》；我把《张仲瀚的生活情趣》从吃喝玩乐四个方面延伸开去，突出了一个高级领导的文化素质对兵团事业的重要影响。在深入团场收集史料的过程中，我一次次被许多人的悲欢离合，牺牲奉献所感动。我在孙龙珍烈士墓前握拳举手，高诵入党誓词；在边境农场凝望兵团人与苏军“扛膀子”拔铁丝网的山口；在塔里木河畔凭吊上海知青的陵墓；在北屯团紧紧攥一把兵团人战洪水，堵决口，保卫的国土；每一个边境农场的人的经历都是一部可歌可泣的故事。我们不渲染苦难，更不歌颂苦难，但我们兵团人一次次在苦难中崛起，一次次牺牲奉献而且无怨无悔。一个三五九旅老战士在和田荒原干了一辈子，在临终弥留之际已经不能回答亲人的呼唤，但是问你是哪个部队的，他立即用最后的一口气准确地说出了部队番号。一个西路军的少年红军被俘，九死一生，辗转进疆参加了九二五起义，“文革”中被打成“大叛徒走资派”进了“牛棚”，在危重病人抢救室他一次次鲜血，在团场小儿麻疹流行时，他夜以继日抢救孩子，七八十列病儿无一死亡。感人至甚的故事太多了，我选了二十个故事组成了纪实散文集《拓荒者》。只有一个愿望：守望兵团人的精神家园。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，追求金钱名利，物欲横流；兵团文化被社会潮流边缘化，甚至被贬低否定。但是，我们非常清醒非常坚定，在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滚滚潮流中，我们即使是一朵浪花稍纵即逝也要闪烁太阳的光辉，即使是一脉拍岸的潮头也要“手把红旗旗不湿”，即使是一响水激的涛声也要喊“站起了我是界碑，躺下来我是绿洲！”《拓荒者》出版后，我念诵着这句诗：兵团人是被诗歌牵着走的骆驼。诗歌是理想追求，骆驼是坚韧顽强。只要沙漠在，拓荒不会停止。走吧，像殉道者坚定地从一个绿洲走向新的绿洲······